前言：无法忍受不确定性（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IU）是个体对不确定情境或事件感知、解释和反应的认知偏差，受不确定应激影响而倾向认为应激会产生不良后果、伴有挫折感和压力并尝试控制或回避应激，其代表了不确定性容忍度的一个极端。
不孕症的发生率日益增高，我国平均发病率为１２. ５％ ～ １５％，有研究表明，在各种负面因素中，不孕女性最常见的不确定性是不知道怀孕成功的时间有多长，不孕女性会因此加重不安和郁闷，进而经历各种负面情绪。 体外受精 － 胚胎移植 （ in vitro fertilization-embryo transfer ，IVF-ET，俗称试管婴儿）为不孕不育患者带来了福音，但辅助生殖治疗具有治疗周期长、花费高、操作具有侵入性、治疗结局不确定性等特点。 我国试管婴儿的成功率在 40％ ～ 50％ ，接受试管婴儿助孕的女性在诊疗的各个环节都面临着可能会被随时终止治疗的可能性：如查体结果异常需治疗后再用药；用药中也可能因各种因素被取消治疗周期；即使 Ｂ 超下看到可用的卵泡，也存在取卵不成功的可能性；受精卵在培养过程中是否能形成可以移植的胚胎，依然未知，加之移植后是否能成功着床等不确定性。
不孕症与存在密切关系：一方面不孕不育患者较正常育龄夫妇表现为明显的焦虑和抑郁情绪，另一方面焦虑抑郁状态是女性不孕患病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国内对接受辅助生殖治疗的不孕患者的研究发现，治疗前患者血清类固醇浓度与焦虑得分呈正相关，治疗成功后患者卵泡液中的皮质醇和去甲肾上腺素浓度较低，表明这些生物标记物可能与焦虑抑郁情绪有关，并会影响患者的临床妊娠率。 也有研究显示，有效控制和降低焦虑抑郁风险是女性不孕治疗的重要手段之一。 因此，不孕症女性的心理状态应当得到充分关注，改善不良情绪将有助于患者的妊娠结局。在焦虑的发生及维持方面 ＩＵ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确定情境的出现对于 ＩＵ 水平较高的个体，更容易将其看作威胁，从而引发一系列过分担忧的情绪和消极的行为反应。 无法忍受不确定性是担心的核心成分，以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为主要干预目标的干预，对各类焦虑障碍患者都有效，也有研究发现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抑郁症状呈正相关。 本研究探讨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助孕女性患者无法忍受不确定性水平及其相关因素，为调节患者情绪、提高其生活质量提供理论依据。
一、基本资料
采用以下公式计算样本量
查阅相关文献，以女大学生无法忍受不确定性标准差 σ 为 7.86 为估计值，要求双侧检验，α 为 0.05 ，容许误差 δ 为 １。 可得到样本量 ｎ ＝ ２３８，考虑 １５％ 无效问卷，本研究至少需要纳入 ２７４ 例研究对象。选取 ２０１９ 年 ７ － ８ 月在山东省某三甲生殖医院 就诊的辅助生殖助孕女性患者为研究对象，在取得 患者知情同意的前提下，使用“问卷星”平台填写问 卷 ５１１ 份，剔除无效问卷后，有效问卷 ５０３ 份，人口 学资料见表 １。
纳入标准：①达到不孕不育标准，即 未避孕未孕 １ 年及以上；②治疗阶段处于开始周期 用药后、移植胚胎前；③无认知功能障碍、精神障碍。本研究获得了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伦理号为 ２０１９ 伦审字（１１１）号］，所有研 究对象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二、工具
自编一般资料调查表包括年龄、婚龄、不孕不育时长、治疗时长、是否 已有孩子、治疗阶段、居住地、受教育程度、职业、家 庭月收入、不孕原因。
简版无法忍受不确定性量表（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Scale ，IUS-12）共 １２ 个条目，包含预期性焦虑（对未来事件的 害怕与焦虑，７ 个条目）和抑制性焦虑（不确定性抑 制行为与经验，５ 个条目）２ 个维度。 采用 １（完全不符合） ～ ５（完全符合）５ 级评分，得分越高无法忍受不确定性越高。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 ８６。
生育压力量表 （ Fertility Problem Inventory ，FPI）共 ４６ 个条目，包含社会关注（１０ 个条目）、性关注（８ 个条目）、关系关注（１０ 个条目）、父母角色的需要（８ 个条目）、拒绝无子女的生活方式（１０ 个条目）５ 个维度。 采用 １（完全不认同） ～ ６（完全认同）６ 级评分，得分越高生育压力越大。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 ９３。
医院焦虑抑郁量表（Ｈ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 ，HADS）共 14 个条目，分为焦虑和抑郁 ２ 个分量表，各包含 ７ 个条目。 采取 ４ 级评分（０ ～ ３ 分），得分越高焦虑或抑郁程度越高。 ２ 个分量表得分以 ９ 分作为焦虑或抑郁判定点。 本研究中总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 ８７；焦虑、抑郁分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 系数为 ０. ８１、０. ７５。
三、统计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４. 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ＩＵＳ⁃１２、ＨＡＤＳ 得分均不符合正态分布，采用中位数（最小值，最大值）表示；FPI 得分符合正态分布，采用（均数 ± 标准差）表示。 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比较不同人口学特征患者的 ＩＵＳ⁃１２ 得分；使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分析探讨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探讨无法忍受不确定性的相关因素。 Ｐ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四、 结 果
1、不同人口学特征患者的 ＩＵＳ⁃１２ 得分比较，不同受教育程度、家庭月收入患者的 ＩＵＳ⁃１２ 总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两两比较显示，高中或中专组得分高于本科及以上组，初中及以下组高于本科及以上 组； 家 庭 月 收 入 ≤ １ ９９９ 元 组 得 分 高 于≥６ ０００元组。 不同受教育程度、职业、家庭月收入患者的抑制性焦虑维度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高中或中专患者得分高于本科及以上患者，初中及以下患者得分高于本科及以上患者，中专患者得分高于本科及以上患者；居家、兼职患者得分高于全职患者； 家 庭 月 收 入 ２ ０００ ～ ３ ９９９ 元 患 者 得 分 高 于≥６ ０００元患者。
2、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助孕女性患者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性，患者中存在焦虑症状 １６４ 例（占 ３２. ６％ ），存在抑郁症状 １０５ 例（２０. ９％ ）。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ＩＵＳ⁃１２ 各维度得分及总分、ＦＰＩ 各维度得分及总分、焦虑得分、抑郁得分两两之间均呈正相关（表 ２）。
3、无法忍受不确定性相关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以 ＩＵＳ⁃１２ 总分为因变量，年龄、婚龄、不孕不育时长、治疗时长、是否已有孩子、治疗阶段、居住地、受教育程度、职业、家庭月收入、不孕不育原因、有无焦虑症状、有无抑郁症状及社会关注、性关注、关系关注、父母角色的需要、拒绝无子女生活方式得分为自变量（赋值见表 ３）.
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发现：是否已有孩子、有无焦虑症状及社会关注、性关注、父母角色的需要、拒绝无子女生活方式得分进入回归方程（Ｆ ＝ 27.979；Ｒ２＝0.281，调整后 Ｒ２＝0.271，Ｐ ＜ 0.001），其中已有孩子、有焦虑症状及社会关注、性关注、父母角色的需要得分与 ＩＵＳ⁃１２ 总分正向关联，拒绝无子女生活方式得分与 ＩＵＳ⁃１２ 总分负向关联（表 ４）。
四、讨 论
本研究人口学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患者 ＩＵ 水平相对较低，患者认知能力较好，获取知识的途径较广，对未知情境的判断和理解及应对方式和策略的选择相对更积极。 家庭月
收入水平较低的女性患者的 ＩＵ 水平较高，同时越容易出现抑制性焦虑，可能由于试管婴儿助孕花费较大，目前依然为自费项目，低收入水平会给患者带来更大的经济压力，结局失败意味着再一次的经济投入，面对结局未知的不孕诊疗过程，表现了更加明显的 ＩＵ，更倾向于回避的方式应对。
本研究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不孕症女性患者生育压力越大，其 ＩＵ 水平越高，预期性焦虑和抑制性焦虑也越高。 同时，ＩＵ 水平越高，其焦虑抑郁水平越高。 国内有研究表明，不孕不育患者更易受到来自各方面如家人、朋友及社会舆论的压力，患者的生育压力越强，对焦虑和抑郁的影响越大。 以往研究表明焦虑和 ＩＵ 高度相关，与本研究的结果一致。
进一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有焦虑症状正向预 测了不孕女性患者的 ＩＵ。 Ｓexton 等研究表明 ＩＵ 与焦虑存在较强的正向关联， 张笑盼等研究也 显示， 焦虑障碍患者的 ＩＵ 水平显著高于正常人， 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虽然大量研究表明焦虑对 ＩＵ 有着重要的预测作用， 却少有在不孕人群中的报道和研究， 本研究显示了有焦虑症状的接受试管婴儿助孕女性对 ＩＵ 重要的正向预测作用。 社会关注、 性关注、 父母角色需要正向预测了不孕女性患者的 ＩＵ， 辅助生殖助孕过程中各个环节充满了未知和不确定性情境， 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生育被认为是女性的任务，来自社会关注的压力使得助孕女性更加关注试管婴儿诊疗的结局， 从而其ＩＵ 水平也越高。 使用辅助生殖技术助孕的夫妻性压力方面的问题较多， 特别是对性的兴趣和欲望降低， 性唤起不足， 甚至在性 方面失去自尊。 性压力的出现， 对夫妻关系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导致夫妻之间出现沟通困难， 加剧婚姻中的冲突， 降低婚姻满意度， 甚至增加夫妻离婚或分居的风险， 为了维持婚姻家庭的稳定， 患者对尽快生育孩子的高期待， 表现出对助孕过程各个节点有可能出现异常结果的担忧， 呈现了无法忍受不确定性的状态。 已有孩子进入了以 ＩＵ 为因变量的回归中， 且与 ＩＵ 正向关联。 可能与有孩子组的女性生活的自由度更低有关， 在接受试管婴儿助孕治疗的同时， 承受了更多的养育孩子的焦虑和压力， 对尽快有孩子的结局期待更高， 加之已经经历了生育后的女性身体随着年龄的增加助孕成功率可能也会降低， 其对失败的耐受力更低有关。 二胎甚至三胎助孕过程是否让已为人母的女性较无孩女性采取更加消极的应对方式有待进一步研究。然而， 拒绝无子女的生活方式与 ＩＵ 负向关联，可能的原因是：
①不孕症女性患者把生育孩子看成是生活的重心， 对生育孩子的专注度更高， 有些患者甚至辞掉工作， 全身心投入助孕过程中， 越拒绝无子女生活方式的女性患者， 对孕育孩子的生活方式可能更加明确； ②本研究被试大多是首次接受辅助生殖助孕的女性， 对接受辅助生殖助孕诊疗的结局可能抱有更高的希望， 有研究表明希望感会降低患者的无法忍受不确定性。 因此， 不孕女性越拒绝无子女生活方式， 可能代表着他们越抱有生育的希望， 其无法忍受不确定水平反而越低。
综上所述， 接受试管婴儿助孕女性患者的无法容忍不确定性与其生育压力各个维度及焦虑抑郁相关， 且生育压力中社会关注、 性关注、 父母角色的需要、 拒绝无子女的生活方式、 是否已有孩子可能与无法容忍不确定性的发生高度相关联， 提示临床工作者可以考虑积极关注对不孕症女性患者无法忍受不确定性的筛查工作， 对于高水平 ＩＵＳ 患者给予更积极的关注， 为患者提供团体心理科普教育工作或有针对性的个体心理干预， 以降低患者的无法忍受不确定性水平， 减轻患者的焦虑抑郁症状的发生， 这将有助于患者的治疗。 但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性： ①样本均来自山东省某一家三甲医院， 可能存在选择偏倚； ②研究工具为自评问卷， 问卷的结果有较强的主观性， 可能与现实情况不符产生信息偏倚。
备注：以上内容出自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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